電影，以及那日漸疏離的社會學

走出傳統，不依附男人、為自己事業打拼的女人，似乎是「常識」之下的新時代女性，但是這種形象的女人是否足以稱為「女性主義的典範」？或許是另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。但是，「瑪麗布朗」這個被「法斯賓達」塑造成女強人的角色，卻又弔詭地受到他無情的毀壞。直觀地看來，「法斯賓達」架構出一種強勢的女權，然而又將這個女權「架空」，在「瑪麗布朗」這個女人的身體裡面，僅有肉身卻缺乏靈魂，或說，是一個連當事人都無法掌握自我的幽魂。在「瑪麗布朗的婚姻」中，「法斯賓達」用一種空洞且片面的方式滿足了女性，但卻沒有將人性的需要也同時完滿。於是，「瑪麗布朗的婚姻」這部電影成為了對女人(woman)與人(man)之間斷裂的質疑。當放在一個時代劇變的歷史脈絡底下，是否也暗示著生存不等同於生命？活下來，不等於「活著」？



電影描述二次大戰之後，德國女性肩負著期待丈夫歸來的心理煎熬，同時又必須正視物質生活的匱乏。「瑪麗布朗」這個虛構角色的生活，卻是當時再普遍不過的德國女性的真實困境。「瑪麗布朗」在突破困境與挑戰男性的生命歷程中，她是成功的；然而與這些「成功」攜手並進的，卻是她逐漸忘卻作為女人的真性情。「法斯賓達」在這裡所要懷疑的，是戰爭之後緊接面臨的人性戰爭，戰爭結束後所到來的，真的就是天下太平的和樂情境嗎？不同於電影中的另一對愛侶，雖然盼到從戰場歸來的婚姻，卻同樣也面臨了無聊、煩悶與相看兩厭的婚姻生活，乍看之下「瑪麗布朗」似乎活得多采多姿，然而「瑪麗布朗」最終的結局卻反駁了原以為的「慶幸」。

電影中「瑪麗布朗」掛上電話前那一句「我現在需要一個男人來做愛」，那命令式的口吻彷彿讓父權社會瞬間被瓦解、碎滅…但是對「法斯賓達」這樣遊走情慾於雙性之間的導演，顛覆父權不會是他想要進行的遊戲，而給女性主義一記「當頭棒喝」﹝以電影的結局而言﹞也不是他的企圖。因為「瑪麗布朗」在適應這個「後戰社會」的生命過程中，她的生命目標與生存意志，自始自終都是標榜著為那新婚一天的丈夫而努力。「瑪麗布朗」從來沒有將自己以一種既純粹又獨立的姿態生活於男人的生命之外，這一點事實上就說明了女強人是表面的，女權與女性主義則擁有更多…。因此，問題便更聚焦於這個社會、這個歷史背景對於女性的壓迫，就如同電影的劇情，「瑪麗布朗」從一名傳統的女性，等待、落空、失而復得、落空、等待…如此的一再循環。她願意、她堅持將自己的情感放入「以夫為天」的模式中，然而戰爭與戰後歷史情境下帶來的一次次抽離，讓「瑪麗布朗」渾然不覺，雖然自己認定的「期待」沒有改變，但信心早已蕩然無存，曾幾何時的目標也轉化為「空殼」一個了。當期待看似被滿足了﹝丈夫最終的歸來﹞，事實上卻是什麼也滿足不了﹝因為「瑪麗」早已迷失了她的需求﹞。

「瑪麗布朗」的生命，是被「法斯賓達」賦予、摧毀、以及用來做為歷史的一面借鏡，然而相對於「瑪麗布朗」，電影中眾多的男性角色，同樣也是這個故事下的失敗者。她的先生自戰場歸來、為她頂罪、出獄後遠赴他鄉，這一切多少出於男性對自我的保護﹝女性﹞者形象之堅持，是拋不開傳統意識形態的階下囚；「瑪麗布朗」在酒吧認識的美國黑人大兵，初期贏得美人芳心多少是憑藉著，一個國際戰爭下的勝利者優勢﹝美國打敗德國﹞，在國家階級的排序與現實的物質優勢，美國﹝黑﹞男人在此取得了與德國﹝白﹞女人交往的平等契機與地位。而「瑪麗布朗」一見到﹝白男人﹞先生後立即重回他的懷抱甚至動手攻擊那黑人，這似乎暗示著種族主義的歧見，同時也為德國人在影像上給美國人打了一記悶棍，出了一口悶氣；始終迷戀著「瑪麗布朗」的老闆，卻被她用公私分明的兩種距離對待著。於公，他是老闆，與「瑪麗布朗」的愛情無涉，於私，他是「瑪麗布朗」愛情的奴僕，指揮的權利與無拘的自由，是她在他身上獲得，用來填補對男人失望的挫折感。

「瑪麗布朗」與這三個男人之間所造成的愛戀與傷害，是因為被置放於那個二戰後的歷史與社會平台上的結果，在這個時代的格局限制之下，每個人都註定成為了失敗者…正如影展手冊上的序言所寫：「法斯賓達的好萊塢是一個失樂園，是一個沒有happy ending的好萊塢…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