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1957年美國版和2007年俄國版的「12怒漢」拿來比較一下的話，會發現其中存在很有趣的文化與歷史意涵。相對於俄國版的「12怒漢」，導演「尼基塔米亥可夫」在翻拍一個「經典」的考量之下，他必定得背負著得拍出一些「新意」的壓力，於是這12位陪審團員的討論過程，理所當然地得與美國版的有所區隔，但是，這只是一些細節上的區隔，還不足以證明導演的個人能力，也無法證明他「翻拍」經典的正當性。
《1957年美國版「12怒漢」海報-柏林影展金熊獎》
於是，俄國版的「12怒漢」帶入了一個歷史時空的轉變，包含著俄國走向「現代化」的現實，以及俄國與車臣兩個地區之間，戰火下的歷史情仇與種族仇視。這對於在俄國之外的觀眾群體而言，恐怕是一個危險的隔閡，觀眾在看完俄國版的「12怒漢」後，十之八九會有解讀上的意猶未盡之感。但是我想這對導演個人、對經典重拍這件事，這都是既危險、但又不得不嘗試的一個機會。
《2007年俄國版「12怒漢」海報-威尼斯影展金獅獎》
反之，由此回頭去看1957年美國版的「12怒漢」，似乎同時也驗證了，所謂的「文化全球化」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「美國文化的全球化」。1957年美國版的「12怒漢」，在電影內容中，它便相對顯得「就事論事」許多。它並未將歷史的、深度的文化脈絡牽扯進來，純粹僅止於表現「檢視一樁犯罪事件」，以及這個檢視到宣判過程的正當性價值。沒有「個別的、獨特的」文化意涵，也就沒有了「排他性」的存在…這或許正是美國電影文化得以在全球市場上通行無阻的一個條件。
或許在這裡我有些過度推論，不過單就美國版的「12怒漢」來看，確實證明了一件事：「1957年的美國電影文化，並不等同於現代的好萊塢電影文化霸權。」對現在的觀眾而言，觀賞一部電影的過程，就是在聽一個「完整的故事」，這是我們對當代電影的一個基本期待，也是一個最普遍的認知。但是有趣的是，1957年美國版的「12怒漢」，似乎還未背負著這種沉重的娛樂任務。電影的主軸應該被認為是拍一個文化精神，而非畫地自限在一個「娛樂故事」之中，這或許與美國以「人權立國」的精神而驕傲有很大的關係。1957年美國版的「12怒漢」，它訴說的是一個正義精神─「如果不能證明被告有罪，那麼他即無罪。」於是到了電影最後，導演「盧曼特」並沒有告訴觀眾，少年到底是不是殺害父親的兇手？還是兇手又另有其人？因為這些問題對「盧曼特」來說，完全不構成問題的條件，這並不是他生產這部電影的理由。
然而，在後來的好萊塢電影中所逐漸孕生出的，這種說「完整」故事的電影性格，經過50年的時間，卻飄洋渡海來到冷戰時期最對立的俄國，在這個國家的電影中出現。﹝文化全球化的力量真是神！﹞2007年俄國版的「12怒漢」，它並未留下那些關於少年是否為兇手的疑問，在電影結局清楚地告訴觀眾，少年是、或不是兇手，以及這個兇手的犯罪動機。從懷疑少年殺父的「？」，走向兇手與犯罪動機現形的「。」，故事的輪廓既清晰、又完整，在這一點上似乎與美國電影之間有有著更親近的血緣關係。或許也就是在這種「氣味相投」下，俄國版的「12怒漢」得以獲得美國奧斯卡的青睞，在2008年入圍最佳外語片的提名。
相隔50年的兩部同名電影，雖然以同樣的題材來包裝，但是卻拍出了完全不同的價值，分別拿下柏林影展金熊獎、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確實至名歸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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