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影，以及那日漸疏離的社會學

如果說，在文字上啟蒙我對社會學保持一種喜愛的是彼得‧伯格﹝P.L Berge﹞的「實體的社會建構」這本書，那麼在影像上開啟我對社會的懷疑，無疑就是卓別林的「摩登時代」這部電影。



電影以一個非跳動式秒針的時鐘開始。秒針持續的前進，沒有間斷的跳動，不知道很多人會不會覺得，看這種時鐘會給心理一種急促、無法喘息的感受？這種壓迫感與這個時鐘的意象，就是這部電影的時代背景；而影像前面的字幕寫道：「一個『人類』在工業社會中追求幸福的故事」，反而是一種暗示性的諷刺。將羊群擠促向前進的畫面，對比於勞動群眾擁擠著趕於上班，不就是在挑出一個問題，我們以為所處的「摩登時代」中，人類究竟是更文明了？還是退化到與動物無異的層次中？但是這個既相似又不同的差異，卓別林馬上在下個鏡頭中給予我們一個提醒。

生產線上的工人之間，是高度依賴另一個工人的加工動作完成。如果前一個工人沒有完成他的工作，下一個工人馬上轉變成一個一無事處的廢物，他只能處在那裡什麼也不能做。工業社會使我們的可以發展的能力一一被卸除，成為一個不起眼的螺絲釘。螺絲釘雖然重要，但終究只是一個螺絲釘，一個沒有性格、非常容易被取代的螺絲釘。作為有自主意識的人類，與這樣的說明標籤被等同起來，或許這就是文明的悲哀，也是我們對生活不滿的潛藏根源。

反覆但卻要求迅速的簡單動作，使勞動者沒有空檔思考，而這也剛好符合他們不需要思考的勞動角色。但是這卻違反具有思考能力的人類性格，在這樣的落差之間，卓別林從工廠被送進了精神病院、監獄，成為常態之外的瘋子、罪犯。我們以為的非常態人類，無法見容於工業生產的模式下生活，但也許放棄作為人類的最大證明─思考─的我們，才是非常態的人類，就如同電影開頭的羊群一般，不知為何而一眛地向前擠著。

時鐘，在「摩登時代」的討論中，是反思性最被凝聚的指標物。「老師傅的傳家寶」，聽起來應該是這部電影中最有價值的物品吧？然而卻毀於卓別林之手。關於這個象徵性的毀壞，其實是暗示了我們自以為文明累積的可貴之物，時間的概念以及時鐘這個產品，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反過來成為壓迫與束縛我們的牢籠。套句星爺電影中的話，「時間是不等人的」─但是這取決於我們對時間的思考理解與運用。而在摩登時代中，這個不等人的時間已經足以呈現它的荒謬性。記得卓別林在工廠搗亂的那幕嗎？當其他的工人要捉住他，他只要把輸送帶一開，工人立即停止追趕他的動作，迅速地回到定位完成輸送帶上他應完成的加工動作。當我們進入工業社會，或足以被稱為文明的社會以後，我們究竟是利用時間？還是被時間支配著我們？

對於這個我們受到自己非理性支配的情境，我想卓別林並沒有悲觀地做了判定，至少他留了許多縫隙給予影片中的角色逃脫這個牢籠。卓別林給了自己逃離監獄的機會，雖然他並沒有意願逃離，但至少他有一個「自主選擇」的機會；給了女孩逃離法律的收編，讓她選擇不要成為被國家收養的孤兒；也給了追趕他的工人們，先關掉輸送帶再追趕他的理性判斷空間。

我們還有可能具備理性嗎？在上述場景中，卓別林給我們留了餘地，但卻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可能。或許這是因為處於成熟工業社會的他，相較於我們現在所宣稱的「後工業社會」時代不同，所以他相信人的自主理性，但卻還沒辦法看到理性如何開展的機會。所以在這部電影中，卓別林只有幾個場域可以選擇：紀律嚴明的工廠與監獄、非常態的精神疾病療養院，不然就是遠離了社會人群的荒涼大道上…影片結束前，他安慰女主角要樂觀、要有信心，就像安慰觀影群眾們一樣，但是或許連卓別林自己也不知道，走在這條孤獨的道路最終將通往何處…？

這個過於陰鬱的面向，或許是受限於我個人的解讀與文字。卓別林不會讓觀眾忘記，他是個笑中有淚的一代巨匠。他的笑話一點也不冷，他的創意總是能令觀影者發笑，也能在觀影後有些觀點開始慢慢發酵。能將樂與愁揉合在同一部作品裡，雅俗共賞或許是對他的作品最適切的形容。

撇開專注於這部電影題材的解析，我們還能夠發現卓別林於1936年完成的「摩登時代」，拿來與現在的電影比較，價值不但更多元也絲毫不顯遜色。少得不能再少的字幕，與時下電影充斥著一堆無意義的垃圾對白相比，留給觀影者更多的想像、思考與詮釋的空間。我們僅能從演員的表情與動作，去理解電影推進的內容與意義。作為大眾電影必須容易理解的這個要求，僅以演員的肢體就能夠滿足這個條件，證明了卓別林的電影是多麼精采的一個影像表演。我們不得不同意，卓別林的身體就是文字，而他揮灑的動作就是一段陳述，工業社會一切應該被思考的文明困境，就由他的肢體開始被提出。